《管子》是托名管仲的一部论文集。不是一人一时之笔，也不是一家一派之言。内容比较庞杂，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哲学、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写作年代大抵始于战国中期直至秦、汉。其中有关法家的篇章，主要出于战国中、后期的齐国法家。对法律和“法治”的论述综合前期法家法、术、势三派，杂揉道、儒的特色，自成体系，是研究先秦法律思想的重要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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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管子》是中国古代的学术典籍之一，先秦诸子时代百科全书式的巨著。齐相管仲（约前723--前645）的继承者、学生，收编、记录管仲生前思想、言论的总集。于战国初年齐都临淄（今山东淄博）稷下学宫，由管仲学派所编撰成书。原书564篇，除去重复的478篇，实为86篇。汉刘向编定八十六篇，后亡佚十篇，故今本《管子》仅七十六篇。全书十六万言，为《论语》的十倍，《道德经》的三十多倍，为最宏伟的中国先秦单本学术论著，其价值不亚于同时代的《商君书》(见商鞅)。《韩非子·五蠢》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已将商、管并列。今本《管子》为西汉刘向所校定，着录86篇，《汉书·艺文志》列入道家类，《隋书·经籍志》改列法家类，现存76篇。
作为继承、沿袭管仲政治的齐国田氏政权，一直维护和保持了齐都临淄经济文化的繁荣。临淄作为当时中国最发达的大都市，既是管仲辅佐桓公亲手创业的硕果，又是管仲建功立业的指挥部和策源地。理所当然地成为人才荟萃的学术中心，百家争鸣的圣地。司马迁著《史记》时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其书世多有之”。足见《管子》成书之早，流传之广。

《管子》内容异常丰富。著名史学家罗根泽在《管子探源》中指出：“《管子》八十六篇，今亡者才十篇，在先秦诸子，裒为巨轶，远非他书所及。《心术》、《白心》诠释道体，老庄之书未能远过；《法法》、《明法》究论法理，韩非《定法》、《难势》未敢多让；《牧民》、《形势》、《正世》、《治国》多政治之言；《轻重》诸篇又多为理财之语；阴阳则有《宙合》、《侈靡》、《四时》、《五行》；用兵则有《七法》、《兵法》、《制分》；地理则有《地员》；《弟子职》言礼；《水地》言医；其它诸篇亦皆率有孤诣。各家学说，保存最夥，诠发甚精，诚战国秦汉学术之宝藏也。”腾新才、腾荣则认为《管子》一书“先秦诸子之博大精深，无出其右者，孔孟老庄申韩荀墨所不及也”（中华书局《管子今译》第4页）。

《管子》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是哲学，核心是政治和经济理论。管仲在《管子》里提出“水是万物之本”，早于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水是世界本原的唯物主义哲学本体论者。

《管子》的政治思想以顺民心，利民生为原则，在历史上最早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霸言》）。《管子》不主张君王享有绝对的权威，认为“独国之王，劳而多祸；独国之君，卑而不威”（《形势》、《形势解》）。在具体安邦治国的方略上，《管子》设计了一整套国家基本管理体制和制度。如“金字塔”式的基层编制设置，启发了秦始皇帝国的郡县制，并一直为现代所借鉴、运用。

《管子》的伦理法治思想，在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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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一种道德和制度规范并重的原则。既讲究按法度办事，又恪守“礼义廉耻”的“国维”观，类于今天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的方略。这与他坚持“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管子》的卓绝之处，在于它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提出了“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民生主义的思想。在具体方略上，《管子》主张盐铁官营，铸造货币，掌控粮食，国家控制商品流通，增加财政收入，防止贫富悬殊……尤其是《管子》关于“轻重”的理论，以当时社会商品流通为研究对象，深刻地揭示了国家商业资本和国家高利贷资本活动的规律；《管子》关于刺激消费和侈靡消费的理念，把消费方式和消费结构当做发展经济杠杆的理论，甚至放在今天也是非常“前卫”的观念，使人觉得早在二千六百年前的中国就已经出现了较为发达的“原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理由认为，管子政治经济学是世界历史上最早具有现代经济萌芽形态的系统经济学理论，这比西方同等层次的理论，居然早出现近两千年。在这个意义上，管子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也是人类非物质历史文化的瑰宝。
《管子》的教育思想属于典型的古典素质教育的范畴。它重视和提倡民众的道德教育、职业教育（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生活教育、军事教育和教育考核。并把教育、育人作为国家存亡战略的“百年大计”，加以倡导和施行。
《管子》还是一部卓越的军事著作和政治谋略著作。主张“服人以义而不以兵，必不得已而用兵，亦先之以义，节之以财，而以伤于民危于国为戒”。同时非常重视用兵的谋略和智慧，首创并实践用“商利战”，战胜制服别国。而对士兵训练和兵器重要性的认识，也非常合度、合理。